10月17日下午，淘宝商城举行媒体恳谈会，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与淘宝商城总裁张勇对新规进行释疑。简单来看，年费方面，淘宝商城给所有已经在商城的卖家一年缓冲期，新商家则适用新规则；入驻商城保证金和中小卖家贷款方面，阿里巴巴分别自掏腰包10亿和5亿元作为支持；此外，阿里巴巴在市场推广和技术维护上也对商家给出一定的支持，对于淘宝商城和淘宝网的转移政策也开出了较为温和的政策。总而言之，在10月16日商务部发表意见要求淘宝商城认真听取中小商家的诉求后，淘宝商城方面仅在一天之后就给出了与之前差别甚大的新规解释。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既富戏剧性，又让人感到格外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一结局再次印证了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市场领域：当市场遭遇波动，即便政府本身无意插手涉足，市场也无法实现内部解决冲突和碰撞，处于博弈中的不同利益方也总会有一方试图将政府牵扯进来。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在应付内部矛盾时会极为自然地渴望政府的干涉。这对于崇尚市场价值的人来说，显然是令人忧伤的，但遗憾的是，这的确是一个基本事实。

　　在此次数千中小卖家与淘宝商城的冲突过程中，毫无疑问，中小卖家的角色最让人感到耐人寻味。在新规出台之后，相对于庞大的电商帝国淘宝商城，中小卖家自然处于弱势地位，被看成是弱者。而面对自身的重大损失，这些中小卖家采取的抗争手法也非常让人惊奇，他们选择了一条破坏市场规则的路径———直接攻击大卖家。中小卖家的这一表现使之受到了来自不少传统媒体的指责和抨击，毕竟，这种网络暴力本身从道德和法律上而言，都是绝对需要受到谴责的。

　　不过，精英化媒体的谴责显然不是此次事件转变的重点。对于中小卖家来说，自己的荒唐之举已经成功地将原本隶属于淘宝商城内部的经济纠纷事件演变成了一次有关中国电商行业变革，乃至攸关中小企业生存境况的社会争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交代两点：一是中小卖家在网上的诉苦行为，以及建构的一个有关淘宝商城“过河拆桥”的故事赢得了不少草根网民的同情，这一点可以概括为“制造民意”；其二则是这一次中小卖家的“暴动事件”恰恰依托了近来中小企业遭遇生存危机这个大背景。

　　如果抛开道德层面的考量，仅从权力的行使层面进行观察，那么，中小卖家的此次权力运用便是成功的。这些小卖家非常清楚，如果直接面对淘宝商城，自己松散的联盟必然无法在博弈中取胜。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的权力序列中，政府无疑占有统治性的地位，如果能把政府的力量拉进博弈的棋盘，那么胜负便不存在一边倒的可能了。

　　当然，这并不是断定中小卖家在发起暴动时已经拥有了一种全局性的盘算，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式的商业逻辑中，中小卖家的这一抗争手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当一个市场主体受损时，很容易试图将博弈的场所由市场变换成政府，他们明白，随着博弈场所的改变，带来的将是博弈规则的转换。而反过来，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往往乐得做个调解者。这一点既可以从娃哈哈与达能的争端目睹一二，也可以从此次中小卖家的抗争路径中看出些许端倪。

　　这种中国式商业逻辑的盛行，也使得中国的市场主体无论大小，对于规则本身都采取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利于自己便采用，不利于自己便抛弃。这就造成了什么人都在谈市场规则，而什么人也都在破坏市场规则。对此，我们在失望的同时，一方面要告诫市场主体必须建立起充分的规则意识，毕竟，依靠破坏规则来赢取博弈的胜利注定是短暂的；另一方面，也呼吁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本身的任务真的已经迫在眉睫了。